2015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回落到7%。從4月份數據來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有鑒于此，中央明顯加大了穩增長的力度，除了繼續采用降息、降準等貨幣工具，公共投資的速度也明顯加快。于是就有議論認為，這是在刺激經濟、搞行政干預。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新常態下的穩增長不是搞行政干預，而是旨在去行政化，遵循經濟運行規律，激發市場活力。

政策目標定位不是刺激增量，而是盤活存量。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定位不是刺激增量、追求速度，而是盤活存量、追求質量。從財政政策看，今年初，財政部下達了1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額度，這絕非刺激增量之舉。2015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債務估計為4.5萬億，其中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在2.8萬億左右。去年10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剝離了融資平臺公司為地方政府融資功能，但今年地方債額度僅有6000億，加上1萬億債務置換和1714億的到期地方政府債券續作，覆蓋存量尚有約1萬億缺口，更談不上依靠地方債擴張進行大規模刺激。從信貸方面看，主要思路也是盤活存量，并未實行大規模的信貸寬松。2014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僅增長10%，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實際同比也僅增長14.7%。

政策操作方式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更注重“定向滴灌”。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不是以穩增長為單中心，而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相結合。政府沒有單純為了追求速度而采取大規模刺激措施，而是更加注重定向調控、優化結構。從貨幣政策看，從2014年開始，央行采取定向降準、再貸款、抵押補充貸款（PSL）等方式調節銀行和實體經濟流動性，一方面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為“三農”、中小企業等經濟薄弱環節融資提供支持。從公共投資看，過去是“鐵公基”為主，現在更加注重對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支持，比如支持“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符合經濟轉型要求的重點產業。這種由“大水漫灌”向“定向滴灌”的轉變，體現了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結合。

融資模式發生兩大轉變。一是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變。在經濟下行期，依靠銀行進行間接融資的成本居高不下，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更注重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借助股權融資降低傳統企業資產負債率，緩釋金融風險，同時幫助新興產業突破融資瓶頸，推動經濟轉型升級。2014年我國直接融資占比約為17%，直接融資比例提升的空間還很大。隨著今年5月以來IPO（首次公開募股）、新三板的蓬勃發展，以及即將推出的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未來將有更多企業轉向直接融資。二是從政府資本為主向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轉變。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更加注重引入社會資本，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大力倡導推廣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近期已有超過2萬億的PPP項目開始招標。這將有效彌補政府基建融資的缺口，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投資方向更注重服務業。以重化工為主的傳統制造業發展需要大量要素投入，雖然對GDP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就業吸納能力差，資源環境成本高，潛在債務風險大，不符合經濟轉型升級的方向。同時，大部分傳統制造業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更加注重服務業的發展，通過開放準入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激發服務業的增長潛力。這不僅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力，也為就業穩定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