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不丹國王想讓我們所有人都更幸福一點。他說，政府應該把目標放在人民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上，而不是國民生產總值（GNP）上。這一新觀點代表了一種轉變，還是只是一時興起？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變得如此困難的時候，政府為什么應該淡化它。據估計，今年歐元區根本不會發生增長。英國經濟正在收縮。希臘經濟下滑已經好幾年了。即使是中國，預計也會發生減速。

 

　　毫無疑問，這種情緒會隨著增長的恢復而煙消云散，本應如此嘛。但是，更深層次的關于增長的態度變化已經展開，在未來，經濟增長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如同北極星一樣重要了，特別是在發達國家。

 

　　阻止人們不再追求增長的第一個因素是對其可持續性的擔憂。我們還能繼續以從前的速度增長、同時又不損害我們的未來利益嗎？

 

　　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開始談論增長的“天然”極限時，他們指的是即將發生的食品和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耗竭。最近，這一爭論變成了碳排放。正如2006年斯特恩評論（Stern Review）所強調的，我們必須犧牲一些今天的增長，以確保明天的收成。

 

　　有趣的是，這一爭論的一個禁區是人口問題。人口數量越少，我們所面臨的地球變熱風險就越低。但是，與接受人口自然下降的事實相反，發達國家政府吸收越來越多的人口以降低工資從而刺激增長。

 

　　一個更新的擔憂關注增長的負面后果。我們越來越明白，增長并不能理所當然地增加我們的幸福感。既然如此，我們還要維持增長干什么？

 

　　這一問題的基礎已經有一些時日了。1974年，經濟學家羅伯特·伊斯特林（Robert Easterlin）出版了他的著名論文《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了人類命運？一些實證證據》。在將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和自我評估的幸福水平做了相關性分析后，他得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或許并非如此。

 

　　從一個非常低的收入水平開始（僅足以滿足基本需求），伊斯特林并沒有發現幸福和人均GNP之間具有相關性。換句話說，GNP絕不是衡量生活滿意度的好指標。

 

　　這一發現刺激了人們開發新的替代指標。1972年，兩位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引入了他們稱為“凈經濟福利”的指標，該指標通過從GNP中扣除”壞“產出（如污染）并加上非市場活動（如休閑）獲得。他們證明，一個更多休閑、更好工作的社會可能與更多工作（因而更多GNP）、更少休閑的社會福利水平相同。

 

　　更新的計量方法試圖引入更廣范圍的“生活質量”指標。麻煩在于，你可以統計員工數量，但難以計算生活質量。你如何加總“生活滿意度”之類的指標的數量和質量，這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經濟學家仍然堅持使用“福利”的量化指標。

 

　　但另一項發現也開始影響當前的增長爭論：在同一個國家，窮人沒有富人幸福。換句話說，在某個低水平的充足度之上，人們的幸福水平受絕對收入規模的影響程度遠小于與參照群體相比的相對收入水平。我們總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命運與他人作比較，要么感覺勝出，要么感覺不如，這和我們的收入水平無關；幸福的感覺取決于增長的果實如何分配，而不是它們的絕對數量。

 

　　換句話說，決定生活滿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增長，而是中位收入（即最典型人口的收入）的增長。考慮一個十人社會（比如一家工廠），董事每年賺15萬美元，其他九名工人每人賺1萬美元。他們的平均收入是2.5萬美元，但90%的人只能賺1萬美元。在這樣的收入分配下，增長會提高典型人口的幸福感才怪。

 

　　這并不是一個憑空捏造的例子。過去三十年來，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穩步上升，但典型收入一直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換句話說，少數人——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是極少數人--攫取了增長的大部分果實。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想要的不是更多的增長，而是更少的不均。

 

　　更大的平等性不但能夠產生更多安全感、更健康的身體等因素所產生的滿足感，還可以產生更多休閑、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更大的周邊人群尊重度以及更多的生活方式選擇所產生的滿足感。嚴重的不平等性讓我們產生比平常更渴求的物質欲望，因為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認為我們比相鄰的家伙擁有得更少。我們生活在一個講求出人頭地的社會，身邊是狼爸和虎媽，時刻鞭策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向上”。

 

　　十九世紀哲學家約翰·穆勒有一個更文明的觀點：“坦白說，我并不對那些認為互相踐踏、擠壓、打擊、壓迫才是人類最值得追求的生活理想著迷，而這正是社會生活的存在方式。人類天性的最佳狀態是，沒人是窮人，沒人渴望致富，也沒人擔心會落后，所有人都在互相推進著前進。”

 

　　如今，這一教訓早已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忘記，但不丹國王還記著，那些認識到數量財富的極限的人也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