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溫州之謎
發布日期：2006-11-16
溫州模式，是以民營經濟占主導地位所形成和展開的市場經濟。溫州民營經濟何以強大起來，至今依然是迷。為此，我打算通過分析溫州民營經濟起家過程，來解開這個迷。
溫州地處浙閩交界，環山背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改革開放前是貧困地區。有人說貧困而相對封閉的環境，導致溫州窮則思變，紛紛走出去闖天下。
這種溫州模式起因的解釋是滑稽的。改革開放前，和溫州一樣窮甚至更窮的地方有的是，窮的地方都思變。但是，思變不等于能變。溫州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能變”。
溫州為什么窮則能變呢？第一個功臣是“彈棉幫”。
當年，溫州很多鄉里人靠彈棉花，行走全國城鄉。計劃經濟時代，日常生活用品極度短缺。“彈棉幫”將市場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饋回家鄉，家鄉就搞起小作坊，生產紐扣之類小商品，借助足跡遍布全國的“彈棉幫”將小商品推銷出去。溫州民營經濟就是靠紐扣起家的。
檢驗一下這個起家故事，其中關于“彈棉幫”將信息反饋回家鄉的重要性顯然是被夸大了。在那個時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關鍵在于，溫州人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產這一違法勾當？溫州起家的特殊性，還不僅僅在于它在計劃經濟時代敢于非法生產小商品，這樣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出現過，溫州的特殊性在于，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廠很容易被撲滅，撲滅之后也難以再起，而溫州的地下工廠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溫州地下工廠的動力來自哪里？
這就是“彈棉幫”的功勞了。
遍布全國的“彈棉幫”是一張足有成效的全國分銷網。“彈棉幫”的身份是窮苦農民，他們利用上門彈棉花之機，順便推銷小商品，使推銷活動既有成效又隱蔽，難以成為政府打擊目標。小商品順利推銷出去，利潤就有了保證。利潤有了保證，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場運動中被政府抄家沒收了，風頭一過，照樣又悄悄干起來。
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很容易撲滅其它地方的地下工作，卻無法撲滅溫州地下工廠的根本原因。
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廠，不擁有“彈棉幫”這樣的全國分銷網。一旦被破獲，當事者被抓進班房，就難以出現后繼者。
“彈棉幫”這張全國分銷網，使得溫州地下工廠的利潤大于風險，跟著干的人越來越多，干的人越來越多，政府也越來越難以鎮壓。
“彈棉幫”是計劃經濟時代，溫州人戰勝政府的最佳武器。
當計劃經濟松動，政府默認了小商品的生產銷售活動之后，“彈棉幫”就扔掉了彈棉花的那張彈弓，轉變為遍布全國的專業銷售人員，漸漸他們財大氣粗開始進軍占據城市里的商場。
“彈棉幫”消失了，溫州人組成的全國分銷網卻更強大更有實力了。如今這張網已經布向了世界。如今的這張網才既具有分銷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信息反饋功能。
問題之二，溫州當年不是窮鄉僻壤嗎？當年窮的連肚子也吃不飽，他們辦小工廠的資金哪里來的？
這秘密就在于溫州一直保持的民間標會傳統。
民間標會，盡管非法，實際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底層，計劃經濟時代也存在民間標會。不同之處在于，其它地方的民間標會，只是鄰里鄉友之間，為了一時的救急互助，資金規模很小。而溫州的標會卻不僅僅是為了度過婚喪嫁娶之類的一時之急，更多的是為了抓住商機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開放初期，萬元戶作為富翁的標志，還只是絕大多數人的夢想，溫州的民間標會就可以輕易集聚起幾萬元的資本，如今標會規模更是可以大到幾千萬甚至上億。
正是標會將社會散錢集聚為資本，使溫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現的商機。近年來媒體不時提及的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炒股團，很多都是標會的資本。
救生活之急的標會與為了抓住商機而集資的標會，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標會。前者不能增加財富，況且參與者所拿出的資金，也只是余款的一小部分；而后者由于所需資金量大，參與者常常將自己的全部財產投入進去，有的甚至是借債投進去。這種標會涉及到利益和風險復雜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對主持人的信任。雖然偶爾也會出現借助標會欺詐他人錢財的丑聞，但總的來說，溫州標會的信譽是可靠的，這才使得溫州的民間標會經久不衰。溫州的地下錢莊也運轉良好，十分興旺。
標會和地下錢莊興旺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牢靠。這才是溫州所特有的現象。
在中國道德普遍淪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的情況下，溫州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會信用？
以我之見，溫州各地教會無意中成了凝聚社會信用的場所。溫州地區有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溫州信教人數眾多。溫州民間標會和地下錢莊基本上在鄰里鄉親和同一個教派的教友中產生和運作。世界上虔誠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隨處可見，絕大多數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為什么溫州教友之間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關系？
溫州人在計劃經濟時代從事地下經濟活動，必然對所有參與成員的忠誠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動輒出現告密者，溫州地下經濟就會輕易被查獲破壞。考慮到地下經濟通常都是在同一個教會的教友之間發生，而當時溫州的宗教也是地下的。我們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經背叛了當時的政府，而非法信教者之間合作搞非法地下經濟，又犯下了破壞計劃經濟罪。這雙重犯罪無疑加強了教友之間的忠誠度。出賣教會、出賣教友，損人不利己，相互忠誠卻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好處。經濟上的好處反過來更加堅定了他們的信仰，更加強了對教會和對教友的忠誠。
忠誠既是他們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獲得財富的保障。正是這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共謀，使得溫州教友之間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關系。這樣的信任關系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就成了一筆巨大的社會信用資本。這筆社會信用資本，全中國除了溫州沒有第二個地方擁有。這才是溫州人容易發財致富的秘籍。
多年前，我獲知溫州地下宗教，即使在文革那樣嚴酷的年代也未被撲滅。當地宗教領袖具有前赴后繼的勇敢犧牲精神。感佩之余，也百思不得其解，溫州為什么會出現這現象？
通過對溫州教友的經濟、金融活動分析，我明白了，教會在溫州，不僅僅是精神信仰，它同時還具有經濟組織功能。正是這經濟組織功能，使得教友與教會的關系極為密切和牢固。領袖被抓捕被流放甚至被槍斃了，教會一時被取締了，但是教友對該組織已經高度依賴，不久他們又會重新集聚起來。教友對教會的忠貞和虔誠，反過來又鼓舞了新的宗教領袖，更堅定了他們的意志和勇氣。
在上帝眼中，看到的是虔誠的溫州教民，在溫州教民心中，信任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給他們帶來了財富。
因此，信教對溫州人來說不僅僅只是個精神信仰問題，同時還意味加入到哪張商業人際網絡的問題。有這張互相信任、互相提攜、互相幫助的人際網絡，個人創業成功的可能性無疑就大多了。既然個人的成功和發展都離不開這張以信用為原則的網絡，反過來就促進網絡中的每個人去自覺遵守和捍衛信用原則。
那些將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作比較研究的文章，都認為蘇南模式是集體經濟，溫州模式是個體經濟。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較的結果。經過對溫州模式層層剝筍式處理之后，我們看到，溫州的經濟模式才是集體參與型。
沒有外資投入、沒有專門政策扶持，溫州依靠社會信用資本，迅速走上發家致富的道路，經濟增長的速度始終在全國前列。溫州的成功告訴我們，社會信用比外資更加重要。
社會信用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組織形式，才能建立和培植的。我們已經習慣于從政治立場來看待民間組織和自由結社問題，沒有人會想到民間組織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反過來說，民眾一盤散沙，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關系，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溫州地處浙閩交界，環山背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改革開放前是貧困地區。有人說貧困而相對封閉的環境，導致溫州窮則思變，紛紛走出去闖天下。
這種溫州模式起因的解釋是滑稽的。改革開放前，和溫州一樣窮甚至更窮的地方有的是，窮的地方都思變。但是，思變不等于能變。溫州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能變”。
溫州為什么窮則能變呢？第一個功臣是“彈棉幫”。
當年，溫州很多鄉里人靠彈棉花，行走全國城鄉。計劃經濟時代，日常生活用品極度短缺。“彈棉幫”將市場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饋回家鄉，家鄉就搞起小作坊，生產紐扣之類小商品，借助足跡遍布全國的“彈棉幫”將小商品推銷出去。溫州民營經濟就是靠紐扣起家的。
檢驗一下這個起家故事，其中關于“彈棉幫”將信息反饋回家鄉的重要性顯然是被夸大了。在那個時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關鍵在于，溫州人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產這一違法勾當？溫州起家的特殊性，還不僅僅在于它在計劃經濟時代敢于非法生產小商品，這樣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出現過，溫州的特殊性在于，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廠很容易被撲滅，撲滅之后也難以再起，而溫州的地下工廠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溫州地下工廠的動力來自哪里？
這就是“彈棉幫”的功勞了。
遍布全國的“彈棉幫”是一張足有成效的全國分銷網。“彈棉幫”的身份是窮苦農民，他們利用上門彈棉花之機，順便推銷小商品，使推銷活動既有成效又隱蔽，難以成為政府打擊目標。小商品順利推銷出去，利潤就有了保證。利潤有了保證，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場運動中被政府抄家沒收了，風頭一過，照樣又悄悄干起來。
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很容易撲滅其它地方的地下工作，卻無法撲滅溫州地下工廠的根本原因。
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廠，不擁有“彈棉幫”這樣的全國分銷網。一旦被破獲，當事者被抓進班房，就難以出現后繼者。
“彈棉幫”這張全國分銷網，使得溫州地下工廠的利潤大于風險，跟著干的人越來越多，干的人越來越多，政府也越來越難以鎮壓。
“彈棉幫”是計劃經濟時代，溫州人戰勝政府的最佳武器。
當計劃經濟松動，政府默認了小商品的生產銷售活動之后，“彈棉幫”就扔掉了彈棉花的那張彈弓，轉變為遍布全國的專業銷售人員，漸漸他們財大氣粗開始進軍占據城市里的商場。
“彈棉幫”消失了，溫州人組成的全國分銷網卻更強大更有實力了。如今這張網已經布向了世界。如今的這張網才既具有分銷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信息反饋功能。
問題之二，溫州當年不是窮鄉僻壤嗎？當年窮的連肚子也吃不飽，他們辦小工廠的資金哪里來的？
這秘密就在于溫州一直保持的民間標會傳統。
民間標會，盡管非法，實際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底層，計劃經濟時代也存在民間標會。不同之處在于，其它地方的民間標會，只是鄰里鄉友之間，為了一時的救急互助，資金規模很小。而溫州的標會卻不僅僅是為了度過婚喪嫁娶之類的一時之急，更多的是為了抓住商機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開放初期，萬元戶作為富翁的標志，還只是絕大多數人的夢想，溫州的民間標會就可以輕易集聚起幾萬元的資本，如今標會規模更是可以大到幾千萬甚至上億。
正是標會將社會散錢集聚為資本，使溫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現的商機。近年來媒體不時提及的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炒股團，很多都是標會的資本。
救生活之急的標會與為了抓住商機而集資的標會，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標會。前者不能增加財富，況且參與者所拿出的資金，也只是余款的一小部分；而后者由于所需資金量大，參與者常常將自己的全部財產投入進去，有的甚至是借債投進去。這種標會涉及到利益和風險復雜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對主持人的信任。雖然偶爾也會出現借助標會欺詐他人錢財的丑聞，但總的來說，溫州標會的信譽是可靠的，這才使得溫州的民間標會經久不衰。溫州的地下錢莊也運轉良好，十分興旺。
標會和地下錢莊興旺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牢靠。這才是溫州所特有的現象。
在中國道德普遍淪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的情況下，溫州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會信用？
以我之見，溫州各地教會無意中成了凝聚社會信用的場所。溫州地區有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溫州信教人數眾多。溫州民間標會和地下錢莊基本上在鄰里鄉親和同一個教派的教友中產生和運作。世界上虔誠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隨處可見，絕大多數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為什么溫州教友之間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關系？
溫州人在計劃經濟時代從事地下經濟活動，必然對所有參與成員的忠誠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動輒出現告密者，溫州地下經濟就會輕易被查獲破壞。考慮到地下經濟通常都是在同一個教會的教友之間發生，而當時溫州的宗教也是地下的。我們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經背叛了當時的政府，而非法信教者之間合作搞非法地下經濟，又犯下了破壞計劃經濟罪。這雙重犯罪無疑加強了教友之間的忠誠度。出賣教會、出賣教友，損人不利己，相互忠誠卻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好處。經濟上的好處反過來更加堅定了他們的信仰，更加強了對教會和對教友的忠誠。
忠誠既是他們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獲得財富的保障。正是這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共謀，使得溫州教友之間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關系。這樣的信任關系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就成了一筆巨大的社會信用資本。這筆社會信用資本，全中國除了溫州沒有第二個地方擁有。這才是溫州人容易發財致富的秘籍。
多年前，我獲知溫州地下宗教，即使在文革那樣嚴酷的年代也未被撲滅。當地宗教領袖具有前赴后繼的勇敢犧牲精神。感佩之余，也百思不得其解，溫州為什么會出現這現象？
通過對溫州教友的經濟、金融活動分析，我明白了，教會在溫州，不僅僅是精神信仰，它同時還具有經濟組織功能。正是這經濟組織功能，使得教友與教會的關系極為密切和牢固。領袖被抓捕被流放甚至被槍斃了，教會一時被取締了，但是教友對該組織已經高度依賴，不久他們又會重新集聚起來。教友對教會的忠貞和虔誠，反過來又鼓舞了新的宗教領袖，更堅定了他們的意志和勇氣。
在上帝眼中，看到的是虔誠的溫州教民，在溫州教民心中，信任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給他們帶來了財富。
因此，信教對溫州人來說不僅僅只是個精神信仰問題，同時還意味加入到哪張商業人際網絡的問題。有這張互相信任、互相提攜、互相幫助的人際網絡，個人創業成功的可能性無疑就大多了。既然個人的成功和發展都離不開這張以信用為原則的網絡，反過來就促進網絡中的每個人去自覺遵守和捍衛信用原則。
那些將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作比較研究的文章，都認為蘇南模式是集體經濟，溫州模式是個體經濟。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較的結果。經過對溫州模式層層剝筍式處理之后，我們看到，溫州的經濟模式才是集體參與型。
沒有外資投入、沒有專門政策扶持，溫州依靠社會信用資本，迅速走上發家致富的道路，經濟增長的速度始終在全國前列。溫州的成功告訴我們，社會信用比外資更加重要。
社會信用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組織形式，才能建立和培植的。我們已經習慣于從政治立場來看待民間組織和自由結社問題，沒有人會想到民間組織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反過來說，民眾一盤散沙，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關系，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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